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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一个回城名额，我和沈嘉言在破旧的筒子楼里挣扎了三年。

第一次机会擦肩而过，我典当了母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，换了三百块钱给他铺路。

第二次名额被人抢占，我把压箱底的两根金条也交到了他手上，让他去省里想办法。

第三次审核再次碰壁，我望着他那双写满挫败的眼睛，手里死死攥着那个在香港飞黄腾达的生父留下的地址，挣扎着要不要向他求助。

却在当晚，意外在他床板下翻出几封没烧尽的信：“沈哥，这次审核失败的戏码，够不够逼真？”

“这么演，纺织厂那傻丫头又把家底都献出来了。”

“沈哥真高明，听说那乡下妞白天拼命摇纺车，晚上还给你焐被窝，真是个好摆弄的货色。”

我放下那些信，用公共电话亭里的电话拨通了那个遥远的号码：“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回去继承家业，嫁给你最得力的手下吗？我同意。”

“三天后，派他来接我。”

......

电话刚挂，沈嘉言就回来了，手里照旧捏着一份揉得发皱的材料。

“晚秋，都是我没用，这次又没成。”

他装得极像，那双眼里的颓败在过去总能轻易换来我的安抚。

可现在，我只是冷冷地盯着他脚上那双簇新的回力牌球鞋。